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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家事審判改革再構思——以日本、英國、臺灣地區家事審判制度比較為前提

    2017-11-03  六安市中級人民法院 閱讀數:3984 【字體:  【打印】 【關閉】

    論文提要:

    司法體制改革的進行為家事審判改革帶來了東風,全國法院系統如何借助這股東風成功做好家事審判改革成為重要命題。首先本文分析了家事審判改革的必要性、需要性,社會價值觀的變化導致離婚等家庭糾紛越來越多,司法體制改革為家事審判改革創造了條件,頻繁的暴力報復法官的事件說明了現有的審判體制需要變革。其次,本文分析了日本、英國和我國臺灣地區家事審判制度中特色,日本的“調停前置主義”,英國的三級法院審理家事案件體制,臺灣地區的“家事事件法”都有我們學習借鑒的地方,為我國家事審判改革提供了科學的藍本。再次,基于我國審理家事糾紛的現實,本文提出我國法院存在審判人員專業化不夠,審理家事糾紛的配套制度欠缺、家事糾紛調解制度不科學、對未成年人等弱勢群體的權益保護力度不夠的問題。最后,本文基于家事審判存在問題、我國法院系統的體制及司法改革近況,提出具體可行的改革意見,為了完善配套制度,通過立法措施,與當地鄉鎮合作,構建先行調解制度和家事調查官制度,由基層組織先行對家事糾紛進行調解,由鄉鎮政府提供人員,確定家事調查官,嘗試引入家事調查官制度;為了實現審判團隊專業化,抽調精英,組建專業化審判團隊,并提供各行各業司法輔助人員;為了完善調解制度,構建多元化的調解機制,通過法官工作室,聘用退休法官、律師等經驗豐富人員構建調解委員會,先行進行調解,實現調審分離;為了保護弱勢群體的權益,尤其是未成年人、老人的權益,法官要與非案件當事人進行溝通了解,必要的時候進行走訪調查,在家事調查官的協助下,掌握家事糾紛背后的事實。本文共計8416字。


    主要創新觀點:

    本文寫作在司法體制改革進行中,司法體制改革深深影響了家事審判改革的進程,立足現狀,本文及時提出具體改革意見。通過分析比較日本、英國、臺灣地區家事審判制度中的特色,取其精華,借鑒他們的成熟經驗來完善我國家事審判改革。立足我國法院系統司法改革的現狀,本文提出了更加具有操作性的改革建議,包括完善立法,確定先行調解制度和家事調查官制度,對家事糾紛先由基層組織優先調解,化解矛盾;人員法庭與當地鄉鎮政府合作,由鄉鎮政府推薦合適的人員,作為家事調查官,協助法庭全面了解當事人家庭矛盾糾紛。組建精英化、專業化家事審判團隊,并提供充足的司法輔助人員,實現家事審判團隊專業化。積極推進訴前調解調解,構建多元化調解機制,通過法官工作室、調解委員會先行調解,調解不成有審判庭進行審理,實現調審分離。法官多與非案件當事人進行接觸,走訪調查,加強對弱勢群體尤其是未成年人、老人權益保護。以上的改革意見具體而具有操作性,為全國法院系統提供可靠的建議,面對復雜多樣的家事糾紛,這些改革措施能夠幫助法院做好家事審判工作,真正實現案結事了人和。

    以下正文:


    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家庭和諧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鍵,但家庭糾紛是復雜、矛盾眾多的一類糾紛。如何處理好家庭矛盾,從古至今,一直是不停探索的命題,給法院系統帶來了巨大的挑戰。近兩年,按照《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精神,全國各級法院系統紛紛開展了司法體制改革,優化司法職權配置,規范司法行為。借助司法體制改革東風,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全國法院系統要積極推進家事審判方式和工作機制改革,充分發揮家事審判職能作用。家事審判改革成為法院系統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組織部分,為什么要進行家事審判改革,如何做好家事審判改革成為法院系統重要的命題。

    一、 家事審判改革的現實需求。

    (一) 日益增加的家事糾紛提出了任務。

    家事糾紛有別于其他普通民事法律糾紛,其兼涉及財產和身份關系( ),這種雙重關系造成家庭成員會產生復雜的糾紛。且隨著社會和經濟發展,人們的思想更加開放,價值觀念發生變化,以往離婚是一件羞恥的事情,放在現在成為家常便飯,這就導致離婚率大幅上升,新型家事糾紛案件涌現,每年家事案件不斷增加涌入法院。以下是安徽省六安市法院近幾年受理離婚糾紛案件數: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一審受理離婚案件數量

    4622

    4652

    4946

    5626


    從表中可以看出,離婚案件數量每年遞增,且2016年增幅更大,但是受編制問題的限制,承辦法官人數沒有相應的增加,意味著每個法官的工作量在每年遞增,在加上其他類型的案件,每個法官存在超負荷工作的情況。法官對矛盾較深、關系復雜的家事糾紛,不能有充分的時間了解家庭成員之間的根本矛盾,往往為了結案一判了之,但是案了事不了,形成一個個信訪隱患和安全隱患。大量的家事糾紛涌入法院,且爭議呈多樣化、復雜化,以往的審判方式不能達到案結事了的效果,為了達到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實現爭議解決方式多元化,傳統的審判模式要進行改革。

    (二) 司法體制改革創造了條件。

        任何一項改革離不開人、財、物和政策支持,家事審判改革涉及人員調整、政府支持、審判程序變動,在法院系統內開展家事審判改革不是法院一家所能做到的。從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司法體制改革提上日程,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通過《關于深化司法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的意見及貫徹實施分工方案》和《關于司法體制改革試點若干問題的框架意見》,再到司法體制改革試點及推廣,全國大部分法院按照要求開展了司法體制改革。而司法體制改革為家事審判改革提供了契機,司法體制改革確定了員額法官、確定了審判團隊,為家事審判改革提供了人員保障和制度保障。家事審判改革借助司法體制改革這一東風,在人員配備上、審判模式上、程序設計上更能順利的變革。

    (三) 頻繁的暴力報復帶來了挑戰。

    家事糾紛不僅僅涉及財產,還涉及身份關系,當事人在家庭糾紛中往往財產和身份糾纏在一起,導致一些當事人打官司不僅僅為了錢財,還是為了“面子”,為了錢財,為了“面子”不惜作出過激的行為。2016年2月26日晚,北京市昌平區人民法院回龍觀法庭法官馬彩云在其所住樓下遭到兩名歹徒槍擊,經搶救無效死亡。其中一名歹徒是馬彩云審理的一起離婚后財產糾紛案件的原告,因對馬彩云的判決結果不滿,心生怨恨,采取報復手段。此后,2017年1月26日廣西陸川縣退休法官傅明生在家中被人持刀殺害,而殺害他的人就是22年前傅明生審理的一起離婚糾紛案件的被告,因為對傅明生判決準予離婚不滿,認為傅明生破壞了他的家庭。這兩起事件為全國法官敲醒了警鐘,建立法官審判安全保障制度成為工作要點,但自我保護才是最有效的安全措施。傳統的婚姻家庭審判方式簡單、僵化,法官往往一判了之,很容易埋下安全隱患,需要新的審判方式來應對各種當事人,減少對抗性、和平解決家事糾紛( )成為家事審判改革的目標。

    二、日本、英國、臺灣地區家事審判制度比較

    (一)實行“調停前置主義”調停制度的日本。

    日本的家事調停制度是隨著1947年《家事審判法》的頒布而設置,隨著立法明確,1949年開始設置家事法院。家事調停制度成為家事法院審判家事案件重要制度,而日本的調停制度不僅是解決和緩和家庭糾紛,而是為了積極地維持美滿幸福的家庭( )。日本的調停制度適用對象比較廣泛且主動,根據《家事審判法》第17條的規定,除非訟性質比較明顯的禁治產及失蹤的宣告、監護人的指定、醫囑的確認等案件外,家事法院對其他家事案件一般都要進行調停。同時日本對家事糾紛規定了調停前置原則和職權調停制度,以確定調停成為解決家事糾紛的必經程序。家事調停由一名家事審判官與兩名家事調停委員組成的調停委員會進行,調停委員通常為男女各一名。調停委員會進行必要的事實調查和證據調查,并靈活運用家事法院調查官與醫務室技官,以確定雙方當事人的基本情況。其中,家事調停委員從社會公眾中選任,委員通常是有律師資格的,有解決家事糾紛經驗,有豐富的社會生活知識和經驗,品格高尚,年齡原則上在四十歲至七十歲之間。

    家事調停程序由當事人以書面或口頭形式向家事法院提出調停申請而啟動。調停前,家事法院調查官調查糾紛涉及的各種問題,并有權采取臨時措施避免雙方糾紛惡化,調查官就當事人的性格、經歷、經濟狀況等基本個人情況出具調查報告。在調停程序進行中,調停委員會聽取當事人陳述,并與家事調查官提交的調查報告進行比較,確定基本的案件事實,調停委員會做出合乎法理與情理的調停方案。在調停過程中逐步勸導當事人以接近調停委員會確定的調停方案,最終達成調解合意。當然,如果調停不成立,調停委員會將案件移交審判程序,在審判程序中,法院也可以隨時追加調停的職權,調停的家事審判官與審判時的家事審判官有可能是同一人。

    日本的調停制度形成了強制的“調停前置主義”,家事糾紛起訴法院必須先接受家事法院調解,或者法院可以依職權進行調解,所以日本對家事糾紛的調解率非常高,更有利于化解家庭成員矛盾,維護社會穩定。

    (二)實行三級法院審理家事案件體制的英國

    英國的家事案件審判程序經過了從最初宗教法院審理離婚案件到三級家事案件審判體制的變革,依據《司法工作法》《婚姻和家庭訴訟法》《法院法》和《家庭法》等,形成了家事程序法院、郡法院和高等法院家事法庭三級法院的審判程序。家事程序法院可以處理涉及兒童的大多數家事案件,但是不能做出離婚或解除婚姻的判決;郡法院負責審理離婚案件,涉及家庭財產及兒童的案件;高等法院家事法庭負責審理非常復雜的家事案件,及具有涉外因素的家事案件。

    為了維護家庭成員權益,處理好家事糾紛,英國建立了配套機構:兒童和家事法庭咨詢支持服務署。兒童和家事法庭咨詢支持服務署有三種工作人員:家事法庭顧問,主要關注兒童福利;兒童訴訟監護人,由法院指定為兒童監護人,代表兒童的權利,提出最有利于兒童的方案;家庭支持社工,幫助家庭和兒童就探視、居住等問題達成協議。兒童和家事法庭咨詢支持服務署在糾紛調解、法庭報告、監督法令實施以及家庭暴力案件中保護兒童安全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 

    在英國的家事審判體制中較為突出的特色是對兒童權利保護不斷深化和調審分離的調解機制。隨著英國家事審判體制的變遷,立法者越來越注重兒童權利的保障,甚至規定法官除非認定對撫養子女的安排令人滿意或現有條件下已經是做好的,否則不能判決離婚或婚姻無效,明確了離婚應當以子女受到傷害最小結束。同時,兒童和家事法庭咨詢支持服務署的設立更能充分利用各種社會資源,充分保護兒童權利,體現了英國家事審判將兒童權利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英國審理家事糾紛中也是非常重視調解,并支持調解,調解能讓離婚當事人維持良好的關系,共同努力讓子女健康成長。英國的調解制度實現了調審分離,調解者與審理家事糾紛的法官并非同一人,即使在審判過程中,如果需要對當事人進行調解,法官會安排另一名調解者對雙方進行調解。調審分離是為了避免法官在調解過程中形成偏見,而影響公正的判決,盡可能實現司法公正。

    (三)以“家事事件法”為基礎,多種家事審判制度并存的臺灣地區。

    2012年1月11日臺灣頒布了“家事事件法”,改革了家事案件的傳統審理機制,并制定了輔以家事審判的各項制度。“家事事件法”將家事案件類型化,將所有家事事件劃分為甲、乙、丙、丁、戊五大類,審理家事案件的法院為少年及家事法院,如果未設少年及家事法院,由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審理。法院在審理家事案件中適用統合處理原則,數個家事訴訟時間、數個家事非訟案件、家事訴訟事件與家事非訟案件可以合并,大大提高程序效率,減少當事人和法官投入的時間、精力等。“家事事件法”特別強調調解在審理家事案件中的地位,擴大了可調解案件的范圍,且審判前均需要經法院調解,法院還可以依職權進行調解。

     “家事事件法”制定了多項家事審判的輔助制度,服務法官審理家事案件,其中較為有特色的有社工人員陪同制度、程序監理人、限制接受醫學檢驗制、家事調查官制度。社工陪同制度是社工陪同能力不足者表達意愿、陳述意見或作證,維護他們的權益,保證審判程序順利進行。程序監理人可以依照職權或者當事人申請而設立,享有如同關系人的程序權利,保護當事人的實體利益與程序利益。限制接受醫學檢驗制是為了維護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就血緣關系存在爭執時,法院認為確實有必要的,經申請或依照職權命令當事人或關系人限期接受親子關系鑒定。家事調查官,如同日本的調查官制度,經過走訪調查,了解當事人的家庭、經濟等基本情況,為法官提供全面的“情報”,幫助法官發現隱藏在背后的真正問題,保證公平審判。

    三、以鄰為鑒,發現我國家事審判存在的問題

    (一) 審理家事糾紛的配套制度不完善。

        我國法院審理家事糾紛案件是基于普通民事案件的訴訟程序,沒有特屬于家事審判獨有的程序。通過比較,日本、英國、臺灣在家事審判上設有獨有的輔助程序或機構,例如調查官、兒童和家事法庭咨詢支持服務署、社工人員陪同制度

    等,服務家事審判,充分保障當事人及其子女的權利。而我國審理家事糾紛程序比較純粹,沒有配合家事審判的輔助程序,其審理程序同其他普通民事案件審理程序一致,不能體現處理家事糾紛的獨到性,不容易查明家事糾紛案件背后事實。

    (二) 審判人員專業化有所欠缺。

    從組織機構上來看,我國沒有設立家事法院,大多數法院的做法是設立家事法庭,或者通過司法體制改革設置家事審判團隊。但是這些家事法庭、審判團隊往往是沒有編制的臨時設置的機構,穩定性較差,法庭人員流動性大,難以形成專業化機構。

    全國各基層法院在轄區內設置人民法庭,人民法庭負責審理轄區內普通民事案件,離婚等家事糾紛一般在人民法庭審理,而剛剛考入法院的工作人員一般會被分配到人民法庭鍛煉,所以審理離婚家事糾紛的一部分法官是生活經驗少、閱歷淺的年輕法官。近兩年通過司法體制改革,一部分年輕法官未入額,不再審理案件,由年紀較大的入額法官審理離婚案件,有利于緩解審理家事糾紛法官過分年輕化趨勢。但是入額法官工作量大,有些工作會交給司法輔助人員比如法官助理去做,不能根本解決審理家事糾紛專業化矛盾。同時,法官常年審理家事糾紛會形成自己獨特的辦案經驗、方法,能妥善應對各種復雜的家庭矛盾,但是人民法庭法官流動性較大,往往在法庭工作幾年就會發生工作變動,調到法院機關部門工作,新到法庭工作的法官再從空白做起,無形中浪費了專業人才。

        (三)家事糾紛調解制度有待完善。

    我國《婚姻法》等規定了離婚案件應當進行調解,確定了對家事糾紛案件調解優先的基本原則。我國未就家事調解設立單獨的制度,法官遵循普通民事案件的調解方式來對家事糾紛進行調解,家事調解制度的缺位,使得法官在家事糾紛調解中占有比較重要的地位,容易形成兩種反差。一種是怠于調解,雖然調解能夠免除書寫判決書的疲勞,但是調解需要長時間和雙方當事人進行溝通,甚至為了一方當事人利益而與另一方當事人討價還價,往往調解時間付出的要比判決更多。有一些年輕法官,不太善于同各種類型的當事人溝通,生活經驗的欠缺,導致他們不太愿意調解,而寫一份判決書更能讓他們接受,長期以往,調解只是流于形式。另一種是過度調解,調解率是法院對法官綜合考核的一項重要指標,高調解率也是一個法官辦案能力的重要體現。法官為了交付一份漂亮的答卷,就是強制當事人進行調解,甚至對一方當事人以判決結果不利為由強制當事人接受調解方案,這種威逼式的調解讓當事人違背了自身意志。這種法官擁有天然優勢對當事人施加壓力,其結果必然出現當事人鑒于法官權威被迫接受調解,從而無法充分保障調解的公正性( ),喪失了調解的價值。

    (四)對未成年子女、老年人弱勢群體的權益保護力度不夠。

    我國家事審判對未成年子女權益保護上力度不夠,尤其是在未成年子女撫養上處理較為簡單粗糙。一是我國確定的未成年子女撫養人的基本原則,此前子女由誰撫養,基于不改變子女成長環境,在兼顧考慮撫養人的經濟能力等因素后,一般由先前撫養人繼續撫養。這種撫養優先原則較為簡單。從我國目前社會現狀來看,很多未成年子女父母一般在外打工,留守兒童一般由男方父母代為撫養,在法律認定上很容易認定為子女由男方撫養長大,當男女條件相差不大時,男方更容易獲得撫養權,而未能深入了解男女雙方的品格、能力等因素,草率判決。二是感情是否徹底破裂是判決準予離婚的標準,是否有利于子女成長不是準許離婚的法定條件,由此,法官對未成年子女兒童接觸較少,不能深入了解未成年子女的真實想法。目前,法官每年承辦很多案件,而離婚案件當事人只是男女雙方,法官接觸最多的就是當事人,往往很容易忽略離婚最大的受害者即未成年子女。現實中,法官不可能每個離婚案件都和未成年子女接觸,一方面是為了讓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長,不讓父母離婚對其造成不可磨滅的影響,另一方面審判時間緊張,條件不允許。這種家事審判制度的不完善和對未成年子女權益保護力度重視不夠,導致未成年子女很難在離婚案件中起到作用,未成年子女權益也不能得到充分保護。同時,離婚糾紛對老年人贍養考慮也不充足,不能充分了解當事人父母基本情況,無法估計判決對老年人的影響,對老年人的權益保護力度不夠。

    四、對家事審判制度改革的再構思

    (一)完善立法,構建家事糾紛先行調解制度和家事調查官制度。

    我國未就家事糾紛單獨設立配套的制度,尤其是先行調解制度、家事調查官制度,而制度的構建需要完善的法律予以支持,解決家事糾紛不能僅依靠法院,其他基層組織也是解決家事糾紛的重要力量,所以需要高層設計予以支持。通過完善立法,充分調動其他基層組織的力量,在家事糾紛進入法院前,通過社會力量予以化解,構建先行調解制度。

    通過立法來構建先行調解制度,要明確能夠參與調解的基層組織,即村民小組、村委會、婦聯等。當事人所在地的村委會或婦聯等組織與當事人日常生活保持密切的關系,村委會或婦聯對當事人的家庭生活情況、矛盾的起因掌握的信息更全面,能夠提出可行的調解方案。而且當事人平時在生育、保險或養老方面有求于當地村民小組、村委會、婦聯等組織,基層組織工作人員提出的調解方案比法官提出更能讓當事人接受,調解效果更好。由村民小組、村委會、婦聯等組織先行調解,可以更有利于化解糾紛,減少家事糾紛案件數量,將矛盾化解在萌芽之中,避免因為對簿公堂而激化矛盾,形成重大安全隱患。通過立法賦予村民小組、村委會、婦聯等組織調解家事糾紛的職能,讓其有權利、有職責組織家事糾紛當事人調解。

    構建家事調查官制度不是法院一家能夠解決,需要法院與當地政府協同合作,共同努力,而法院開展這項工作需要有法可依,為法院提供法律保障。在我國,各基層人員法庭派駐到轄區各鄉鎮,與當地鄉政府有密切的聯系。我國要引入調查官制度,可以與當地政府密切合作。由法庭和鄉政府出面協調,在鄉鎮下的各村民委員會確定一到兩名家事調查官,家事調查官可以是當地村委會主任、書記或當地比較有權威的賢老,法院對確定的家事調查官進行培訓,明確調查官的職責、功能及工作方法。當法院審理本轄區居民的家事糾紛案件時,不僅要聽取當事人發生對爭議事實的陳述,還可以向調查官“求助”,由當地調查官對涉案當事人進行走訪調查,查明當事人的性格、經濟財產狀況等基本情況,了解發生爭議背后的事實,解開家庭糾紛的“面紗”,讓法律事實和社會事實相統一。通過立法,明確法院與當地政府構建家事調查官的職責要求,確定選任家事調查官基本條件,明確家事調查官具體職能,確定家事調查官出具的調查報告的效力,構建完善的家事調查官制度。

    (二)建立專業化的審判團隊。

    家事糾紛不同于其他普通民事糾紛,當事人之間的關系較其他民事關系更加復雜,不僅涉及到財產,更涉及人身關系、倫理關系及社會公德等。法官如果要處理好家事糾紛不僅要學好法律基礎知識,還要有豐富的生活經驗,要有一定的社會學、心理學知識,這就要求審理家事糾紛的法官知識更加豐富,專業化水平更高。現在大多數法院已經進行了司法改革,確定了司法改革的第一批入額法官,并根據司法改革確定了審判團隊,所以借助司法改革的東風,抽調專業知識水平高、熟悉婚姻家事審判業務、協調能力強、善于做群眾工作的員額法官組成審判團隊,專業從事家事糾紛案件審理。當然,建立這樣的審判團隊并不意味著不需要年輕人,年輕人有新時代的年輕人價值觀,可以給年齡較大的法官灌輸新的思想。同時,年輕人也需要成長,也需要經驗豐富的法官傳授經驗,授之以漁,在審判團隊中這個年輕人可以是法官助理,將法官助理培養出來,為審判團隊灌輸新鮮的血液。

    建立專業化的審判團隊,也可以考慮為審判團隊提供 一些司法輔助人員。法官的精力畢竟有限,不可能同時掌握法律專業知識、心理學知識、社會學知識和情感知識等。法院可以出面,同社會其他機構,比如高校、醫院、婦聯及其他公益組織建立互助互幫合作關系,法院向其提供專業法律知識,其他機構工作人員向法院提供專業知識,或幫助法官在調解或者判決提供參考性建議。同時,加強對法官綜合知識的培訓,建立固定的培訓制度,讓法官能學習到其他方面知識,提高綜合素質,便于公正合理的判決。

    (三)積極訴前調解,構建多元化調解機制,實現調審分離的調解制度。

    我國現有調解制度沒有實現調審分離,承辦法官即是調解員,也是裁判者,法官在調解中遇到的阻力,對當事人的偏見很容易帶入判決中,有影響審判公正性的存在。調審分離的調解制度有利于審判公正性,就我國目前司法體制而言可以有以下幾種調解方式:

    一是充分利用法官工作室。馬鞍山市法院系統成立了多處以法官命名的法官工作室,開辟審判服務基層、審判與人民調解組織良性互動、審判與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無縫對接的新路徑。法官工作室的法官是長期堅守在審判一線的優秀資深法官,審判業務水平高,而且對心理學、社會學等方面知識也有較深的了解。法官工作室轄區的居民發生家事糾紛,法官工作室可以協調轄區內的基層組織對當事人進行調解,基層組織調解的普適性與法官調解的權威性相結合,更能取得一加一大于二的調解效果。

    二是可以由立案庭牽頭,成立調解委員會,負責離婚案件的先行調解。調解委員會委員由可以由返聘的退休法官、檢察官、律師、高校教師等具有豐富的生活知識和經驗人員構成,他們在調解上具有年輕人所不具有的優勢,能用豐富的生活經驗對家庭糾紛當事人進行調解止爭。在調解不成的情況下,由立案庭交給承辦部門進行審理判決,對家事糾紛的案件不納入調解指標中,減輕法官考核指標的壓力。

    (四)加強家事糾紛中對弱勢群體尤其是未成年人、老人權益的保護。

    關懷弱勢群體利益應當是家事審判的基本價值觀。在我國有《婚姻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法律特別保護婦女、兒童和老人的合法權益,但在家事審判中注重對糾紛當事人的權利義務處理,忽視家庭其他弱勢成員權益的保護。尤其是離婚案件中,法官接觸最多的就是婚姻雙方當事人,對其子女或者老人接觸較少,法官不能正確評估婚姻的存續對未成年人或者老人權益的影響,往往僅根據夫妻感情是否徹底破裂為標準,判決是否準許雙方離婚。是否準許離婚,法官更應當考慮是否有利于未成年人、老年人權益保護。如果夫妻雙方同意離婚但均不愿意撫養子女,法院難以判決離婚,甚至有的當事人將小孩遺棄在法院,當事人將矛盾集中到法院,在未成年子女不能妥善安排的情況下,法院可以判決其不準離婚。不僅是未成年人,老人在一定年紀后喪失了勞動能力,生存要依靠子女贍養,如果其子女的離婚會影響到老人贍養問題,法官要謹慎判決是否準許離婚。家事調查官將當事人的家庭基本情況,尤其是未成年人、老年人、婦女權益是否容易受到侵害形成報告提供給法官,法官不僅依據夫妻雙方感情是否破裂,還綜合考慮未成年人子女、老年人權益是否受到侵害,形成最恰當的裁決意見。

    司法體制改革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積極推進家事審判改革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在吸收借鑒國外家事糾紛處理先進經驗之外,我們法院更應當充分利用現有的司法和社會資源,整合其他組織的力量,對現有的家事審判體制進行優化和改造,讓家事審判體制更能適用現在社會發展趨勢,實現公平、正義的核心價值。


    (作者:六安市中級人民法院 童竹平 朱寶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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